作者介绍：
高良敏，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地区为坦桑尼亚及周边。
“大家都避之不及，你们却逆水行舟！”
“非洲疫情那么严重，医疗条件那么差，你为什么还要去啊？”
“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
“最近有像天花一样的猴痘流行啊，别去了！”
“你出去，就回不来了！”
……
是啊！为何往？何以往？
这是行前很多朋友对一个非洲“老司机”的叮嘱。而这些叮嘱无外乎缘于所谓的“众所周知”及自我身处的疫情世态。对于一个以人类学切入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初级者而言，疫情之下为什么仍去田野，道理自然不必多言。然而，此情此景进行的田野工作，其初衷是直面不确定的疫情世界，何以以身为度，从一个“不确定”去见证和阐释另一个“不确定”。
在很多意义上，“田野”始于到达他者世界之后，始于自我以在场的方式直面他者。当然，也有人会认为，“田野”应是一个过程，起始于对他者的想象，要么是烂漫的，要么是臆想的，他者活在自我的世界之中。也有人说过，“人生处处是田野”。在我看来，田野工作是一个过程，囊括从起点到没有终点的终点。其起点或许是自我对他者世界的想象，或他者触发并推动自我行动实践的过程及其赋予的意义。
那么，在因疫情而不确定的时代，田野的起点何在？或许在我重返东非的过程中可找到些许答案。
一、走出海淀：不期而至的疫情
因为新冠肺炎，两年多以来，生活秩序也变得不确定。然而，或许和我一样，两年的疫情风雨，培育了这样一种直觉，疫情可能会不期而至。因此我卷缩于家，让忙碌的伏案生活使得不确定的周遭尽量变得确定。疫情还是不期而至，但没想到我会如此狼狈。
2022年5月20日下午5点，如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在关注北京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进展，关注着自我周遭的生活世界什么时候会遭受到病毒侵扰。然而，一切似乎成为必然。当晚10点左右，我周边三个社区已出现病例，且正在进行升级管控，而对能否按时（25日）前往坦桑尼亚，我感到惶恐不安。一是能否离开海淀区？二是离开后，机场能否接收我？两年多来，因疫情拉锯而嵌入的直觉告诉我，得收拾行囊，随时准备离开。于是，在当晚半夜，我略显慌张地收拾起行囊。之后，我还是抱有某种侥幸，疫情应不会直接侵扰我所住的小区。以至于在第二天上午，我暂停了仓促收拾行囊的行为。
然而，一切仍不期而至。中午，我发现“北京海淀”公众号发布《关于海淀区实行疫情防控提级管控措施的通告》，通告里的地图清晰地标示我所在的小区周边成为了重点管控区域。此时，很多朋友建议我尽快离开海淀，前往机场附近酒店居住，确保25日能顺利出行。一切周遭都在清晰地提示，我不能再抱有侥幸。对此，我暗下决心，至少在今天17点疫情通报前离开海淀。我当即请示院领导，也建议我前往机场酒店。我又开始了新一轮急促地收拾行囊和粗糙地理顺家务。
下午16:30，我拖着行李走出小区，坐上X师傅的车，准备前往机场附近。一上车，经验丰富的X师傅提醒我关闭手机，免得被大数据抓到时空交汇。一路上，往日的车水马龙不再，一路行车无阻，我们快速到达机场附近酒店。因酒店处在长期无疫情的顺义区，并无特别的管控措施，工作人员态度随和，入住只是常规的扫码、登记、填写健康状况表，快递和外卖也畅通无阻。
然而，接下来的4天，按照北京市“应检尽检”的政策，我都会在早餐后前往附近某核酸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该检测点为酒店附近的社区、物流和后勤等人员服务，流程井然有序。在来回的路上，我注意到我所住酒店的对面为隔离观察酒店，周边停满负压120救护车，并设有警界线。尽管并无风险，但直面之下，仍心生少许不安。
*图1：首都机场附近的某核酸检测场所 | 图片来源：高良敏拍摄
23日下午，我注意到国家移民管理局对“哪些情况属于紧急和必要的跨境出行？”进行了回应，其中提及的从事科研、学术交流活动等情况者可跨境，突然减轻了我一直对能否顺利出境的担忧。担忧的直接原因在于“非必要不出境”的政策边界一直未予明确，以及我在办理出国手续中，从各方听到的持肯尼亚、坦桑尼亚等一般签证不能顺利出境的各种说辞和言语，也有对长达近两个月才获学校批准出国批件，恐其付之东流的担忧。
为稳妥起见，24日上午9点，我跟随酒店的车前往机场T3航站楼，一是进行核酸检测，二是咨询特殊时期出境事宜和落实材料准备情况。进入首都机场T3，除安检、健康检测、咨询台的人员外，诺大的机场内仅有1-2位旅客，没有了往日喧嚣和来往人群。来到咨询台，我获卡塔尔航空公司北京办公室的咨询电话，在漫长的多次尝试后，电话得以接通，却被告知因疫情管控，卡塔尔航空暂停了中国国内航程，转而与国泰航空合作，到香港之后再换成卡塔尔航空。因此过境香港事宜得咨询国泰航空。
然而，我多次尝试都无法打通国泰航空公司的值班电话，在向票务寻求帮助后，她们也经过漫长的多次电话后，才知晓只要满足过境香港和入境国家的相关要求即可。好在我资料准备齐全，能满足一切要求。就此，我以一种确定的心态告知自己，可以出境。然而一个未曾想到的小意外再次发生，当我走出T3航站楼后准备打出租车返回酒店时，发现虽然顺义区无疫情多天，但仍处于一定级别的管控之中，因此机场本就极少的出租车和网约车均不得进入顺义区。万般无奈之下，唯有求助酒店给予安排车辆前来接应，不到10分钟，我便坐上酒店车辆返回，同时收拾行李，准备次日早早前往机场。
二、“谷”身只影：英雄的银幕
25日早7:20，我用完早餐，8:00时准时坐上酒店安排的车辆前往机场。我看到值机处有20多位出国人员，包括出国务工者、回香港的中国香港人、举家回国的外国人及到欧洲公务的人士等。因人少值机速度快了起来，我9点准时办理登机事宜，因资料齐全，9点20便顺利拿到登机牌。之前担心的持一般签证能否登机的问题也未被问及。伴随内心的踏实，我只身前往出关安检处。
之所以是只身，原因在于因疫情，机场摆渡车早已停摆，仅有一条闭环管理的步行通道。关于闭环通道，此前我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路过机场时也曾见到。未曾想到，我也会有此体验。因人少，且要避开摆渡快车通道，使闭环通道的设置弯弯曲曲，路标指向还偶尔不明确，加上蓝色铁皮的围栏更显得压抑而悠长。尽管我知晓总能通达尽头，但孤身前行的脚步声，还是徒添了些许不安。大约10多分钟后，在一拐角处，我终于见到两个从事健康安检和问询的大白。在经历过漫长的扫码、填表、网页申报、体温查验后，我进入出关安检处。出关处已无往日的喧嚣，仅开通了一条通道，等待时间也极为漫长。对此，随我之后到的一位香港同胞抱怨“为什么只开一个通道？疫情难道不应让人尽快出关，避免交集吗？”
“你是谁？你为什么出国？要去哪？打算什么时候回国？”
到我时，出境处移民局官员一脸严肃地看着我，一通灵魂般拷问如期而至。我放下背包，取出一叠准备好的材料递给他。他看后，瞄了我一眼：
“坦桑尼亚？在哪？非洲？”
“是的，有问题吗？”
因之前我对国家出入境管理政策有一定了解，知晓他此问的背后之意。或许我是去公干，也有单位背书，且去非洲，他也未多问就盖章放行。
因还有2个多小时才登机，我趁此机会特意环绕机场散步。偌大的T3航站楼，除了偶尔可见的少许后勤人员外，一切近乎停滞。往日灯光璀璨和人声鼎沸的奢侈品店区，人去楼空，已然凋零，甚至布满尘埃；曾经熙熙攘攘的顾客待客区，行人踪迹不再，坐落也可有声。此外，诺大机场，所有商店关闭，无食可购，无处可食；自动售货/饮品机也略显陈旧，偶尔尘埃；幸有免费饮水处未关闭，登机前我也唯有以水解渴。
未曾想到，机场唯一在动的图景是来自北京冬奥会冠军谷爱凌的广告银幕。我心底默默一笑，此情此景，唯有徒增感慨。她也“不在”国内，昔日的英雄银幕，也成为“无人驻足”的“谷”身只影。曾往昔，今何在。
*图2：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谷”身只影 | 图片来源：高良敏拍摄
三、滴水难求：何往也！
“在23号、41号登机口附近有提供免费饮用水，你可以去喝点。”
落地中转香港国际机场几个小时后，一位正在刷手机、头发略显油腻的机场地勤人员，慵懒地躺坐在31号登机口的咨询台前，用无视的声音回应了我何处可寻一滴饮用水的问题。
然而，在我逐一查验后，与之前办理转机手续时碰到的饮水处一样，香港机场所有免费饮用水处，都早已上了封条。封条略显陈旧，关闭已然多日。所有商店关门谢客多日，已有尘埃。我突然感觉到，在离开祖国大地之前，我已无水可饮，唯有拖着疲惫的身躯，躺坐在候机处，刷着手机，跟朋友聊天，了却孤寂，坐等起飞。
*图3：香港国际机场23号登机口被封的饮水处 | 图片来源：高良敏拍摄
尽管在首都机场登机后，乘客们还是一样享受到飞机餐和饮品，但落地后一切不再。机场安排了两位空乘人员前来接转向卡塔尔的乘客。在前往转机手续处，空乘人员一路催促。如有恍惚，便会掉队。相比首都机场，虽然香港机场多了少许国际乘客，但大部分空间同样是空空如也，人数也一扫可清。在转机处，空乘人员强调排队办理转机时必须保持社交距离。也如同北京机场一样，这里要求再次查验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证明、国际旅行健康证明和入境国家入境条件和签证等资料。有同行的人员问，“不是在北京首都机场都查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查？”“这是卡塔尔航空的要求，之前是国泰航空的。”查验其间，有少许乘客因未能满足入境许可或未带纸质资料而一度被拒绝，甚至与卡塔尔航空查验人员发生口角冲突。好在，离登机尚有4个多小时，相关事宜最终也得到妥善处理。
早早办理完转机事宜的我，在等候区稍做休息。其间，我去机场卫生间洗漱。卫生间洗手处多处关闭，且贴满各种防疫要求条。在等候区附近的一处免费饮用水处已关闭，并上了封条。此时口渴的我，未曾想到在卫生间的这次洗漱，竟成我此行接触祖国最后一滴水的机会。
四、人声鼎沸：归于平常的哈马德国际机场
对于航班的一再中转，我直面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应对18个小时的转机时间？尽管出行前就有各种预设：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自己呆着？找一个咖啡厅角落干坐下？吃几块能量高的巧克力？在香港到多哈的飞机上多吃一些，多喝一些？不戴N95口罩，戴更为宽松、透气的口罩？漫长的夜晚如何度过？要不要第二天出去多哈城溜达？……
*图4：凌晨的哈马德国际机场一角 | 图片来源：高良敏拍摄
然而，一切都为未预之局。当飞机落地时，已是夜间23:10，不同于香港机场“单通道通行”和严格的转机办理流程，摆渡车直接将我们送到候机处；也与前几年多次转机时严格的安检不同，这次并未经安检、健康检查等“必要”环节。在我还来不及纳闷时，一看机场内，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多与往日无异。购物的、拍照的、赶飞机的、咖啡厅吃喝的、横躺在凳子上的……这里无疫？显然不是！机场还是采取了有限度的防疫措施，比如一部分人仍佩戴口罩，也有保持社交距离的座位设置和步行距离划线，银幕上也有滚动的防疫宣传标语，多处设有便利的洗手装置等。这一切使我之前对吃喝问题的担忧，均迎刃而解。
*图5：哈马德国际机场银幕新冠防疫“保持社交距离”等的滚动视频 | 图片来源：高良敏拍摄
而接下来，我要解决的是睡觉问题。我在机场闲逛时发现很多过境旅客都躺睡在候机座位上。我也因从香港到多哈飞机上一路未眠，极度疲劳。在寻觅一圈后和服务人员的指引下，我来到一处机场胶囊旅馆，旅馆100平米左右、可容纳20人左右。我无暇多想，花了175美金买了7个小时住宿时间，终于可以胶囊而安身。胶囊虽小，仅容一身，但五脏俱全。充电插座、行李摆放、免费消毒液和口罩、耳塞、一瓶矿泉水等应有尽有。五分钟整理好之后，我不再顾及更多，躺下即眠。然而，因旅客的时而进出，旅馆并非那么安静。
“先生，你的时间到了！”
早上6:50，服务员毫不宽容地前来敲门，催促我起床离开。我迷糊地带上所有行李，来到隔壁卫生间进行简单洗漱。一照镜子，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尚满意，可应付又一漫长的候机时刻。当我走出卫生间，只见机场大厅仍人声鼎沸，并未因是清晨而不同，接下来就是步入候机常态。我找到一家咖啡厅吃早餐，随后打开电脑工作；中午在机场商城闲逛，购置了3件礼物带往坦桑尼亚。
五、入境坦桑：待宰的羔羊
下午17:00我顺利登上前往坦桑尼亚的航班。在登机口候机处，还是那些熟悉的言语、声音、气味和人群。因未严格要求佩戴口罩，大部分乘客在等候摇摆车和登机后都相继取下口罩。尽管我仍坚持佩戴，但未显那么另类。飞机准时23:00落地坦桑尼亚，如同往常一样查验小黄本和新冠疫苗接种证明、填写入境清单及遭遇移民局官员“拦劫”。
“你的回程机票呢？你回中国的机票呢？”
“我暂时不回中国，我还要去乌干达。”
“那不行，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从乌干达回中国的机票呢？”
“那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了，我现在不可能订的。一切还没计划好！我没法提供，而且我是有签证的，办理签证时已提交了去乌干达的机票。你们已给我签证！”
“这是你最大的问题！你不能入境坦桑！”
“我有合法签证，为什么不能……”
一番无理刁难后，一个大腹便便的移民局官员收起我的护照，并未交还给我，而是和旁边的女官员一起，继续查验和刁难其他入境乘客。其间，只见女官员偶尔带部分乘客前往不远的办公室，不一会这些乘客都一脸不悦地获得解脱，盖章出关。
于我，此情此景，早已见怪不怪。在坦桑尼亚，移民局官员处处刁难、索贿和腐败众所周知，未曾想到的是哪怕是在布满摄像头的豪华新机场，他们却堂而皇之。甚是可悲可叹！在2018-2020年间，前总统马古富力认识到这一弊病，曾通过定期异地置换官员、加大举报和监督等措施大力整治，而后有所收敛的他们，现在却又回来了。现任总统萨米亚为了笼络党内外势力，夯实其执政基础，未顾及经济形势不佳、物价暴涨、民间疾苦等因素，将本就高薪的移民局官员等公务员工资上涨了20%以上，且一再强调欢迎国外投资和扩大国际旅游市场等在坦桑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不知，此景何解？
*图6：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机场保持社交距离的提示和查验疫苗接种情况处 | 图片来源：高良敏拍摄
那我要妥协还是坚持？此时已是半夜，面对移民局官员饿狼式的集体行动，更无手机信号，也无网络；很显然，我必然会面临半夜投诉无门之境地，加之长途劳累，及外面还有前来接机等候多时的周哥。尽管我有一颗悲愤而坚持的内心，但仍无法抵制这一暴力行为。在僵持30多分钟后，之前大腹便便的移民局官员走到我跟前。
“你的问题考虑的怎么样了？我想可以到我的办公室谈谈，这个事情会很快解决！”
“我可以跟你谈，但根据入境政策，我没有任何问题！”
“OK！那你跟我来！”
跟来到他办公室后，他一副惺惺作态，便单刀直入：
“你的问题可以这样解决，要么你现场买一张回中国的机票，要么你给我100美金，就同意你入境！”
“我之前跟你解释过很多次！我有去乌干达的机票，符合入境坦桑一切的政策，且你们已经给了我签证！你是无权不给我通行的！再说，我还要去乌干达，回国时间和行程是不确定的，完全没法提供回国机票！”
他笑眯眯地回答到，“朋友，这就是你的问题！你从哪来，就得回哪去！你也没有从乌干达到中国的机票！这就是问题！这样我们无法让你入境！”
“那我的回国机票应该是乌干达移民局查验，而非你们这里。”
僵持几分钟后，我毫不客气地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继续保持沉默。我想了下，可借用他的手机打电话寻求帮助。
“把你的手机借我一用，我想要打电话问票务的事！”
“可以，但那是我私人手机，10美金1分钟！”
“那我要和你们这里最大的官员讨论下，或许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为了不激怒他，我未使用“投诉”而是“谈论”！
“我就是！就在你面前，我们不正在讨论吗？”
我看着他，微摇头，表示无奈，但也知晓自己已然成为待宰的羔羊。
“好吧！我可以给你钱！但请你记住，我的入境签证符合你们的政策，没有任何问题！”
此刻那贪婪而恶心的嘴脸，微微一笑。
“Good! 100美金，你走！”
“我只是个学生，没有100美金！我只能给30美金！我还得支付出租车和酒店费用！”
“学生！那70美金，不能再少！”
“我没那么多钱！你凭什么要这么多！”
他坚定地说，“那就我们继续待在办公室吧！”
2018年前，我遭遇过多次入境索要费用，仅有一次未成为羔羊。在2019年，因前总统马古富力大力整治腐败，我的3次出入境坦桑尼亚都顺利。未曾想，短短2年，饿狼重现！
我知晓自己裤包里装有一些备用美元，但不确定额度和数量，也不能在他面前全部拿出，否则可能有来无回。然而，仓皇之下我还是拖泥带水地拿出了一个50美金、一个20美金。
“最多给50美金，剩下的我得留着打车！”
“不行，70美金！我看到了！”
“为什么？全都给你了，我如何回酒店？大半夜的，你让我如何办？你能确保我安全到达酒店？我全部给你，那你负责我送到酒店？你能做到吗？”
“你出机场到酒店，那不是我的工作！”
“那你不能送我，不能确保我能安全到酒店，你为什么还要20美金呢？”
只见他那张贪婪嘴脸终于抵不过我的辩解。
“OK，我的朋友！给我50美金，你可以走了！”
我把50美金递给他之后，打算快步走出办公室！他却拉住我说，“朋友，我们之间刚刚发生的任何事情，你不能跟其他人说，这是我们之间私人的事情！”
我并未理他，只说了一句，“让我走！”
“你走第二个通道，我安排好了！”他抬手指了指！
我瞪了他一眼，前往盖章入境！
之后，我在取行李时，一个热情的小伙过来，“CHINA，10美元，我帮你把行李带出机场！”
“没钱！多谢！”
他一脸懵逼地看着我拖着行李、背着行囊前去安检！我没有想到的是，居然能顺利通过安检，以往都是会被翻个底朝天。或许这里有摄像头，临近接机处，而无机会过多刁难吧。
见到等待多时的周哥和嫂子！一路的周遭与劳顿化为微笑与安心！
我跟随他们来到停车场，深深呼吸着这久违的达累斯萨拉姆的空气！
无比感慨，爱之深，恨之切！
高薪真能养廉乎！自古以来，这就并非一个真理，人性那些充满恶的私欲滋养和惯习的形成，无法遏制，其是人性使然，还是制度之恶，或许是两者相向而生而存。对于坦桑尼亚移民局官员大庭广众之下的集体腐败，哪怕对坦桑尼亚怀有深厚情感的我，也难掩极度失望和悲痛。我也想到只要长期在此开展田野工作，必定“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果然，如我所料，此后一个月的田野调研经历，4次被移民局无理拦下，其间还听说某华人被带到移民局卫生间索要高额的改签费等。尽管有坦桑尼亚导师关照和出面训斥移民局官员，但一切周遭不仅使我的田野工作再无安全感可言，更是让我失去继续在此田野的动力和信心！借用某华人的话：“当地很多人都开始怀念马古富力了！”
*图7：坦桑尼亚前总统马古富力时期开建通车不久的坦桑尼亚蓝宝石大桥 | 图片来源：高良敏拍摄
六、结 语
大致算来，此次是我第7次重返东非了，因之前的来来往往，路途于我不再那么陌生。然而，疫情使一切变得不确定，出国手续办理流程变得繁琐，一再中转的路途扩增了前行的心理距离，不确定之下的周遭世界，重塑着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尽管有从海淀的狼狈“逃离”，首都机场的孤身只影，香港机场的滴水难求，多哈机场的人声鼎沸，到达累斯萨拉姆机场移民局的常态刁难等，但我却砥砺田野，因对他者真实世界的“饥渴”而兴奋不已。我终于可以冲破不确定之藩篱，触摸和感知真实他者的世界，尽管未来仍充斥着不确定性，但也不枉田野人生。或许在此当下，我能参与并阐释他者的世界，也是难能可贵。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此“一线五地”砥砺田野的过程，嵌入诸多结构上的不确定和不同，也经历着一系列自我或他者相互建构的社会和心理过程。然而归于田野工作的实质本身，其彰显的主体却亘古不变，那就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张力。因此，田野工作及其起点可能会受制于结构，但其过程却是能动的、鲜活的，仍在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张力之中，仍是自我如何想象他者、他者如何触发自我行动的过程。
毕竟“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
原文链接：《田野观察》第六期 | 在不确定的疫情时代，我何以抵达他者世界 原创 高良敏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2022-07-29 19:00 发表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