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秦北辰，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生，研究国家为菲律宾。
2020年4月1日，21名聚集在菲律宾奎松市圣罗克地区要求政府救济的城市贫民被军警拘捕，罪名是“破坏防疫规定”。这些在强力封城举措下走投无路者被称为“圣罗克21”(San Roque 21)，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了广泛讨论。[1]类似的场景在疫情影响下的菲律宾远非罕见。该国有着数量庞大的城市与乡村贫民，新冠病毒大流行更是威胁了他们的基本生存。事实上，在大流行发生前，菲律宾已经是经济不平等[2]的“反面典型”。初到菲律宾者往往会被“一半是天堂，一半是地狱”的奇景所震撼——与整洁宏伟的别墅区、城市花园、高尔夫球场相隔几百米，就是垃圾堆山、洁净水源缺乏的贫民窟。
为何菲律宾难以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全体民众所共享？该问题的答案，对大流行阴影下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二战结束以来，只有11个国家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而其无一例外都在高速增长的阶段保持了相对较低的经济不平等。相反，深陷“增长陷阱”的经济体，则常与较高的经济不平等相伴。过高的经济不平等本身会阻碍国内消费增长、加剧社会动荡、破坏营商环境，从而损害一国经济发展前景。[3]世界银行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流行病往往通过对最贫困人口收入潜力的损害，造成长期的增长乏力与不平等状况的加深。[4]如何避免菲律宾式的高不平等，是执政者需要仔细考虑的重要议题。
一、南洋病人：增长却不能摆脱贫穷的菲律宾
菲律宾又一次被称为“亚洲病人”。[5]新冠肺炎的暴发放大了该国长久以来存在的经济不平等，折射出了该国经济增长却不能惠及民众的窘境。
为应对病毒流行，菲律宾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封锁举措。然而，不同收入群体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封城岁月”。很多富人在病毒肆虐之际，登上了自家的游艇，远离感染人数攀升的城市。对高净值人群来说，其资产价值甚至还因货币宽松而升值。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在2020年，菲律宾最富有的50个家族或个人的财富还逆势上涨了30%。[6]中产阶级菲律宾人也可以居家进行远程工作，通过外卖与快递获取食物和药品。与之相对照的，则是贫困人口的遭遇。贫民窟居住者、无家可归者根本无处“自我隔离”。菲律宾城市无正式住房者数量达到了2000万到2500万之间，为总人口的20%以上。[7]失业者只能等待送货员等零工工作机会，还要面临违反防疫规定的巨大风险。依靠“日结”(daily wage) 生活的穷人无法做到长期居家、不外出。他们的工作多为低端服务，无法做到居家办公，而不能外出工作也就没有薪水可拿。他们面临“饥饿还是疾病”的选择。
总统杜特尔特的政策选择使贫困人口的境遇更为恶化。其政策对“我行我素者”（pasaway，是指不遵守防疫规定的人）进行强烈谴责和严厉惩戒。杜特尔特甚至保持了禁毒期间的强硬作风，誓言“枪毙”他们。[8]然而，“我行我素者”中很大一部分是被迫外出寻找生计的城市贫民。他们为生存违反外出规定或向当局政策表示抗议，却面临严苛的惩罚，包括巨额罚金与监禁。[9]与之相对照，虽然竞选活动中时有强调，但杜特尔特的施政重点并不在对穷人的救济计划（例如“社会改善计划”等）。[10]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中更是如此，政府对贫民的救济提供不足且缓慢，优先级远低于实施城市封锁。[11]
在疾病大流行中，上述两极场景远非偶然，而是该国长久以来存在的经济不平等的后果。菲律宾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高速发展，位列“亚洲四小虎”之一。后受国内动荡和东亚金融危机等打击，其增长势头大为放缓。[12]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菲律宾经济增长重新抬头，2000—2019年间平均GDP增长率达5.38%，平均人均GDP增长率达3.55%，曾被称为“再起之虎”(rising tiger)。[13]然而，作为“亚洲之虎”的菲律宾，其贫困问题常年不能解决，不平等程度一直居于高位。
在菲律宾，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被少数人群独占。如图一所示，40年间，收入前1%人口所占收入比重一直在17%以上，而后50%人口所占比重未曾超过14%。2016年，菲律宾最富有的50人的净资产增长，占全国GDP增长的比例达到了近四分之一。[14]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尽管近年来略有下降，菲律宾的基尼系数常年在0.4（高不平等）警戒线以上，还曾一度达到0.46的历史高位。[15]传统的基尼系数统计往往不能将极端富裕人群的收入纳入调查数据中，对菲律宾这样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则尤其如此。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甚至认为，将这一部分误差矫正后，菲律宾的基尼系数高达0.6以上。[16]
*图一：菲律宾的收入不平等 1980-2019 | 资料来源：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相较于收入，菲律宾财富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曾指出，资产在人群中占有不均的现象更值得研究者重视。[17]这是因为资本回报率倾向远高于收入增长，代表着更为长视野下的经济不平等演化趋势。在2019年，规模前0.6%的银行账户所占银行存款总量达到了63.3%。相比之下，其余99.4%的银行账户账上余额仅占全部存款的36.7%。[18]此外，作为重要资产的土地，在菲律宾的分配很不平衡。[19]40%以上的农业耕地被1%的乡村地主所占据，而从事乡村雇佣工作（包括佃农）的无地农民占乡村人口总数的80%以上。[20]
在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背景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菲律宾在其国家贫困线上的贫困人口比例在东南亚地区居最高之列。[21]此外，近年来虽然菲律宾经济生产率逐渐增长，劳动力工资却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某些行业有所下降。这种分野，也从侧面显示了经济增长的益处并没有被大多数民众所共享。
二、经济逻辑：增长模式并未拉动就业
菲律宾所展现的经济发展与不平等固化的并存，与经济学界的经典结论并不相合。著名的“库兹涅兹曲线”(Kuznets Curve) 假说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先恶化、后提升”。也有实证研究认为，基于世界百余国家的长期数据，加快经济增长仍然是减少贫困人口、实现收入公平的最有效途径。[22]那么为什么菲律宾的经济增长没有解决不平等问题？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中，“社会分配最终取决于生产方式”。[23]寻找不平等的缘由，还是要从探究经济中进行着什么样的生产活动开始。
从经济结构上讲，菲律宾的服务业占比过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菲律宾的农业和工业占GDP的份额总体呈下降趋势（分别由1980年的超过20%与40%，下降到2015年的10%和33%），只有服务业份额稳步上升（由1980年的35%左右到达了2015年57%的高位）。[24]2016年，菲律宾市值最大的三家商业集团61.9%的市值集中在服务行业，为东盟域内最高。[25]就业方面呈现类似的趋势，2015年服务业就业比例已达55%。更为重要的是，该国的服务业又集中于国际呼叫、旅游、休闲等服务业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并不发达。这是一个颇为典型的“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sation) 过程。[26]
经济结构决定就业结构。菲律宾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农业部门份额的缩小是由于其生产率提高过于缓慢，年度增长长期在3%以下徘徊，创造的就业机会极其有限，甚至不足以覆盖农村新增人口。菲律宾将近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生活在乡村，特别是无地农民、占据小块土地的椰农与玉米农以及渔民。经历过早去工业化的菲律宾，制造行业的就业机会日渐减少。此外，因为制造业的发展可促进上下游具备产业联结[27]的其他生产、服务活动，带动更多的就业，其份额的萎缩也倾向于具备乘数效应，释放出富余劳动力。[28]与此相对的，低端服务业成为了吸收、甚至掩盖失业的“洼地”。但低端服务业能够吸纳的就业有限、且生产率提升空间相对较低。
就业结构则使劳动力的报酬低下，使贫困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世界银行的系列研究项目曾指出，菲律宾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新就业岗位不足以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状态，劳动力陷入“在职贫困”(in-work poverty) 的困境。[29]这主要是因为，菲律宾四分之三以上的工作岗位为非正式岗位，而这也就意味着工资较低、不确定性高、劳动者缺乏保护。正式岗位也经历了“短期合同化”的进程，变相降低了工作安全性以及劳工面对雇主的议价能力。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一起决定的。2010到2018年间，菲律宾年均GDP增长达到6%以上，但就业机会年均增长只有2.2%。经济体对低端服务业、农业的需求有限，而需要工作的失业人群规模庞大。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议价能力很弱，工资也就长期得不到提高（即便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提高），非正式协议也就越来越常见。这样的结构转型因素又与该国高速的人口增长相叠加，加剧了劳动力议价能力的减弱。[30]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能从事的只有“低质量工作”(low-quality jobs)，面临“在职贫困”也就不足为奇了。[31]找不到工作的菲律宾人外出务工，壮大了本已颇具规模的“菲劳”队伍。[32]
经济增长模式似乎给不平等的出现与存续提供了直接的解释。然而，我们仍然需要追问的是，什么导致了菲律宾的“过早去工业化”？
三、政治逻辑：寡头垄断扭曲经济结构
经济增长涉及资源的产生与分配，自然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不平等也往往有着政治逻辑，与权力格局密切相关。[33]对菲律宾来说，收入过高的经济寡头，是造成上述经济局面的首要原因。
在当今的菲律宾，160个左右大大小小的家族以土地、工商、甚至私人军队为基础，在地方施加影响，向中央政权、城市商业活动扩张。与各政治家族联系紧密的商业寡头集团具有极大的市场影响力，对经济活动有着支配性影响。政治家族利用政治影响力创设赚取垄断利润的空间、压制劳动力的议价能力，扩大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民总收入的一半就已只由人口中前5%的人群获得。此外，政治家族影响力的上升，压制了舆论管道与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使社会难以形成收入再分配的压力。菲律宾政坛几乎没有代表贫困群体或始终坚持主张“加大再分配力度”等政策的政党。相反，政党更多地成为了政治家族、特定个人动员支持者以赢得各类选举的工具。由于政治家族在财富积累与权力攫取上占据的绝对优势地位，在各家族周围形成了“恩庇－侍从网络”(patron-client networks) [34]的社会格局，追求更加平等的社会压力反而式微。
寡头经济也是形成当今菲律宾经济结构的主要原因。第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政治家族关系密切的寡头集团倾向于向服务业发展，助推了去工业化进程。由于国际经贸局势变化，上世纪末菲律宾面临升高的贸易自由化、放松国内规管等方面压力（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与农业）。寡头经济集团并未积极捍卫其在制造业因高关税而形成的垄断利润，反而转向因规管放松而新涌现出的商业机会，或非贸易行业（例如能源、通信、交通、地产、零售等）。寡头们在这些行业因法律政策或垄断行为获利，公司收益中归属劳动者的份额本就不会高。这些行业能够拉动的就业本身也十分有限。
第二，家族政治直接限制了菲政府应对去工业化趋势的能力。相对于地方寡头势力，菲律宾政府一向弱势，马尼拉的执政团体一般为不同家族之间的博弈、妥协之下的产物。不同势力轮流坐庄的“摇摆政治”下，政策连续性极为有限，中央政府也很难对地方政策制定与执行产生约束性影响。例如，1987年到1992年五年间，菲律宾中央政府宣示重点支持的汽车制造领域就进行了三次改变。此外，发展本土汽车制造的相关政策，被寡头势力主导的各自由贸易区内二手车走私活动大为破坏。[35]政府也无力在教育、社会保障上大规模投资，使劳动力群体难以参与生产率与收入回报更高的中高端制造业，其与执掌寡头集团的少数精英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菲律宾寡头集团为何拥有如此大的韧性？东南亚诸多国家在历史上都曾面临各种政治经济寡头势力对政府权力的挑战。然而，菲律宾寡头势力之大、影响之广、存续之久在东南亚地区都可称最，国家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长期被大家族所“俘获”。[36]现有研究对此提出了解释：第一，菲律宾没有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导致其历届政治领导人没有精力去整合国内分散的寡头势力一致对外，维持松散的寡头竞争格局也不会对各家族的安全造成影响。[37]第二，国家形成 (state formation) 的缓慢，导致政府权力确立的进程与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发生（而非像东亚经济体一样有先后区分）。这使经济发展必然带上了利益集团间妥协、经济租金分配的色彩，也导致菲律宾的经济官僚较周边国家派性色彩更浓厚，对特定政治人物的依附更重。因此，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倾向于固化，加剧既有的不平等格局。[38]
结语
总而言之，菲律宾过高的不平等是由寡头扭曲经济结构导致的。其经济逻辑是，该国经历了以中低端服务业为主的发展模式，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极其有限，极大地削弱了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加剧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趋势。其政治逻辑是，菲律宾长久存在的寡头经济格局，通过本身的经济活动选择以及对政府政策的影响，直接导致了该国“过早去工业化”的经济趋势。
既然菲律宾的不平等问题由其发展模式和寡头经济而来，也唯有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的解决方案才真正有可能奏效。具体而言，执政者能否找到整合寡头势力分散利益诉求和推动制造业发展的路径，决定了该国不平等现象的前景。展望未来，菲律宾执政者能够找到这种路径的可能性不大。首先，新冠肺炎极大打击了该国经济。2020年菲国经历了20年以来首次负增长、也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长率—9.6%。惠誉国际分析报告指出，到2025年，菲律宾的经济产出仍会低于疫前水平11.5%。[39]这使政府难有资源和机会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第二，2022年菲律宾将迎来大选，但这场选举对该国不平等的格局影响应当有限。目前呼声最高的莎拉与小马科斯仅代表其各自的家族势力，其竞选口号也并未着力强调在减贫与不平等层面做出突破性的改变。事实上，二人在菲律宾此次选举中受人瞩目，正代表了一种家族轮流坐庄的政治现象的延续，而非对寡头竞争格局的改变。因此不管谁能入主马拉卡南宫，[40]菲律宾特定的经济结构与权力安排都难见动摇。“后疫情时代”该国不平等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景，也就难说乐观了。
更广泛地来看，菲律宾不平等背后所折射出的政经逻辑，对“库兹涅兹曲线”假说提出了进一步的挑战。经济增长能否改善不平等，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结构与权力关系。菲律宾的案例说明，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意味着收入与财富分配的改善。如果一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所得占比较低的行业（如矿产、地产等）、寡头与垄断程度较高（也就意味着企业利润高），或一国劳动力议价能力较弱，则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可能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不能惠及绝大多数人口。这佐证了一些强调具体国家经济社会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影响的研究。[41]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助推增长的同时，考虑收入与财富分配。毕竟，菲律宾的案例告诉我们，不平等问题远非可以在增长的过程中自动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滑动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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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不平等 (economic inequality) 指不同个人或群体在经济指标上的不平等，一般主要指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即收入或财富在不同个体或群体见分配不均。参见：徐安德：《经济不平等问题：一个理论综述》，《经济研究导刊》2013第18期。
3.【美】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75—105页。
4.Ruth Hill and Ambar Naraya, “What COVID-19 can mean for long-term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Blogs, (January 07, 2021), https://blogs.worldbank.org/voices/what-covid-19-can-mean-long-term-inequality-developing-countries?cid=eap_wechat_worldbank_zh_ext. October 30, 2021.
5.菲律宾曾因腐败、经济等问题多次被媒体称为“亚洲病人”。例见：William Pesek, “Duterte restores Philippines as ‘sick man of Asia'”, (July 29, 2021), https://asiatimes.com/2021/07/duterte-restores-philippines-as-sick-man-of-asia/. October 30, 2021.
6.“PHL tycoons’ wealth surges by 30% amid pandemic”, Business World, (September 10, 2021)，https://www.bworldonline.com/phl-tycoons-wealth-surges-by-30-amid-pandemic/, October 30, 2021.
7.“Upgrading slums in the Philippines”, Habitat for Humanities, (October, 2017), https://www.habitatforhumanity.org.uk/blog/2017/10/upgrading-slums-philippines-need-social-housing/, October 30, 2021.
8.“ ‘Shoot them dead’: Duterte warns against violating lockdown”, Aljazeera, (April 2, 2017),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4/2/shoot-them-dead-duterte-warns-against-violating-lockdown, October 30, 2021.
9.例如：69岁的老妇多萝西·埃斯佩约 (Dorothy Espejo) 因违规街头露宿、抗议当局措施，面临着六个月的监禁和10万比索（约合12700元人民币）的罚款。
10.Mark Thompson, “Bloodied Democracy: Duterte and the Death of Liberal Reformism in the Philippines”,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35, Issue.3,2016, pp. 39-68.
11.Karl Hapal, “The Philippines’ COVID-19 Response: Securitising the Pandemic and Disciplining the Pasaway”,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 40, NO.2, 2021, pp. 224-244.
12.所谓“亚洲四小虎”指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在东亚金融危机前增长强劲，曾被认为是接替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与新加坡等“四小龙”的潜在发展引擎。
13.数据来源：菲律宾国家统计局https://psa.gov.ph/.“再起之虎”说法见Motoo Konishi, “Press Statement of Motoo Konishi, Co-Chair Philippines Development Forum”, Philippine Development Forum, February 5, 2013.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长期趋势比较时都没有采用2020年的数据。这主要是因为新冠肺炎的短期剧烈影响可能会扰乱读者对长期趋势的判断。
14.“Wealth of 50 Filipinos Account for 24% of PH’s 2016 GDP”, Rappler, (August 25, 2017), https://www.rappler.com/business/179857-henry-sy-forbes-richest-philippines-2017, October 30, 2021.
15.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常见指标，0代表绝对平等，1代表绝对不平等。数据来源：CEIC Data，详见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philippines/poverty/ph-gini-coefficient-gini-index-world-bank-estimate.
16.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忽略极高收入群体对基尼系数的影响越大。详见：Laurence Chandy and Brina Seidel, “How much do we really know about inequality with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djusting Gini coefficients for missing top incomes”, Brookings, (February 17, 2017),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how-much-do-we-really-know-about-inequality-within-countries-around-the-world/, October 30, 2021.
17.【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18.Bangko Sentral ng Pilipinas（菲律宾中央银行）, 2019 annual report, 详见：https://www.bsp.gov.ph/Media_And_Research/Annual%20Report/annrep2019.pdf. 因为菲律宾大多数家庭不具备正式银行账户，这个数据可能会夸大财富不平等的程度。诚然，大多数家庭不具备金融储蓄的需求，本身就折射出了严重的资产分配失衡。
19.自1960年有数据以来，菲律宾的土地基尼系数一直高过0.5，且一路攀高，2012年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0.575。“土地基尼系数”运用基尼系数的运算方法计算土地占有量的不均衡程度。1代表绝对不平均，0代表绝对平均。详见：Leonardo Lanzona, “Understanding the Linkages between Land and Income Inequality”, Human Development Network Discussion Paper , 2020/2021, No. 3, https://www.hdn.org.ph/wp-content/uploads/2021/06/HDN-Working-Paper-No.-3-2020-21.pdf.
20.马燕冰、黄莺编著：《列国志·菲律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
21.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22.David Dollar, Tatjana Kleineberg and Aart Kraay, “Growth still is good for the poor”,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568, 2013.
23.吴敬琏，“缩小收入差距不能只靠再分配”，第一财经，2011年7月1日，https://www.yicai.com/news/904729.html.
24.数据来源：菲律宾国家统计局。
25.三个集团为Ayala、Gokongwei和Sy groups.详见：Tuaño, P. A. and Cruz, J., “Structural Inequality in the Philippine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 Vol. 36, No. 3, 2019, pp. 304-328.
26.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具体是指与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变迁相比、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收入较低的阶段就开始了制造业份额的下降、与低端服务业份额的上升。见Dani Rodirk,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 2015, No. 1, pp. 1-33.
27.产业连结 (industrial linkage) 是阿尔伯特·赫希曼在研究发展经济与产业经济时提出的概念，指与某种经济活动相联系的上有或下游产业。赫希曼曾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不平衡 (uneven) 的过程，某些产业与其他产业连结紧密（如汽车），其优先发展可以带动其余产业的进步。对后发国家来说，这样的连结紧密的产业多集中在制造业。
28.Chang, Ha-joon and Antonio Andreoni, “Bringing Production Back into Development: An introdu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33, 2021, pp. 165-178.
29.World Bank, “Making Growth Work for the Poor : A Poverty Assessment for the Philippines”, World Bank，2018,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9960.
30.自1990年到2015年，菲律宾人口增长了40%，从七千万上升到了一亿，见菲律宾国家统计局数据。
31.World Bank, “Making Growth Work for the Poor”.
32.菲劳在境外向国内的汇款 (remittance) 成为支撑菲律宾人消费的主要力量。由于菲律宾境外汇款规模过大，该项目已成为该国国民收入统计的重要指标。这在各国国际收支统计实践中是不多见的。
33.World Bank, “Making Politics Work for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6, pp. 1- 32；Adrian Leftwich, “Politics in command: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the rediscovery of social science”,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10,Issue.4, 2005, pp. 573-607.
34.林丹阳：《民主制度之“踵”:家族式恩庇侍从关系与菲律宾政治》，《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5期。
35.Kaoru Natsuda and John Thoburn,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in the Philippines”,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9, Issue3, 2018，pp.371-391.
36.James Putzel, A Captive Land: The Politics of Agrarian in the Philippines, London: Cathol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2, pp. 27-29.
37.Richard Doner, Bryan Ritchie, and Dan Slater, “Systemic Vulnerability and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al States: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2 (Spring), pp. 327-361.
38.Antoinette Raquiza, State Structure, Policy 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39.“Covid-19 missteps could make Philippines into Asia's laggard”, The Strait Times, (May 20, 2021),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covid-19-missteps-could-make-philippines-into-asias-laggard. October 30, 2021.
40.菲律宾总统府所在地。
41.例如：John A. Donaldson, “Growth is good for whom, when, how? Economic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exceptional cases”, World development, Vol.36, No.11, 2008, pp.2127-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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