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30日，清华大学文科沙龙第20期“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在教师发展中心举办。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梁万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卓越访问教授董克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应邀参与讨论。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直播形式，15000余名观众同步参与。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开以来，“人口账本”再次引起举国围观。事实上，人们对中国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早有心理预期，如何立足新时代人口新国情、保持人口对经济发展及社会演进的支撑作用，才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与会嘉宾从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等领域出发，共同就如何围猎“人口危机灰犀牛”展开了崇论闳议。
沙龙现场
破题：以人力资源质量提升克服人口数量增速减缓
活动伊始，李稻葵便深入浅出地对沙龙主题作出了诠释。“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大国”，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话题。用更平实的语言来讲，这个命题关心的，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发展不仅建立在人口数量庞大的基础之上、还建立在人口质量不断提高的基础之上，即实现资源优势“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
李稻葵认为，我国近年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不仅正面回应了人口老龄化趋势，也为深入探索如何增加劳动力数量、提升人力资源利用率奠定了客观基础。李稻葵由此指出，仍然具有劳动能力的离退或将退人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群体，应该通过灵活退休、优化返聘管理机制、加强继续教育等途径为之打开再就业渠道。
与此同时，李稻葵特别强调，生育政策并非解决人口问题的唯一解药。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国家既要善待作出巨大牺牲的50后、60后、70后，对失独家庭给予最高抚恤，也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充分尊重新时期每个家庭的自主生育意愿。毕竟从长远来看，考虑健康和教育水平在内的人力资源总量，才是维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和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
李稻葵发言
理念：“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梁万年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角度出发，就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进行了深刻解读，为理解将“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这一重要举措提供了真知灼见。
谈及如何走向“健康中国”，梁万年回顾道，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明确了建设健康中国的核心内容，包括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五大方面。为了扎实推进战略部署，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任主任、众多部门共同组成的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工作委员会。2019年，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行动计划》，分别从健康危险因素、重大疾病、重点人群等角度提出了15个重大专项行动，并要求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协调推动工作落实，以期让实现健康事业成为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各个家庭、尤其是每个个体的自觉行动。
梁万年指出，健康中国战略的背后，蕴含着卫生健康理念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过去，我们的卫生系统是围绕疾病来提供服务的，医院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别承担了疾病治疗与危险因素控制的职能。如今，我国通过卫生改革和发展，确立了新时期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在此基础上，我国提出了“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例如，我国此次抗击新冠肺炎，既充分发挥了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也积极动员了居民、物业、志愿者等社会治理力量，这些都是公共卫生的内涵与外延顺应时代的拓展。
梁万年认为，“健康老龄化”即体现出健康中国战略与人口老龄化国情的结合。尽管这是一个伴随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而产生的概念，是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共识，但是在具体的战略及策略制定中，中国仍然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考虑传统生理年龄的基础上，关注心理年龄、社会年龄等因素，真正实现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毕竟，整个国家的健康基于细胞的健康，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被落下。
梁万年发言
转变：从“live longer, work longer”
到“work longer, live longer”
董克用认为，老人再就业是破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这是对国际理念由“live longer, work longer”转向“work longer, live longer”的呼应。
按照国际一般通用标准，15-64岁的人口属于劳动适龄范围。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目前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已经达到了13.5%，预计2050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占比将超过30%，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另一方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近期发布报告，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3岁，这意味着，大量老人在退休后仍然有15~20年的寿命。虽然他们的身体机能有所退化，但是并不至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因此，发挥这些“活力老人”的潜能，就是扩大人力资源规模的切口。
对此，董克用提出，加强制度设计的灵活性，是当前应该调整的方向。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退休年龄“一刀切”的不足。以高校教师和体力工作者的工作时长来看，体力劳动者一般在20岁以前就已经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而博士毕业生要在30岁左右才开始正式工作，粗略地将两个群体的退休年龄统一，显然有不合理之处。其二，是再就业岗位的设置。例如，对于医生、教师等行业的从业者而言，退休后重返工作岗位并不是一件难事，然而，蓝领工人通常不具备这种天然优势，如何为这类人群提供再就业岗位，要求政策制定者合理考量。
此外，董克用还提到了激励制度的重要性。尽管我国一直有“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基本原则，但却并没有切实发挥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一些企业，甚至会为了经济收益鼓励年长员工提前退休。这不仅造成了劳动力闲置，还加大了社保负担，无益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因此，创新政策激励，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是一件要提上议程的大事。
董克用发言
人力资源红利：融入健康与教育的综合测度
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和比例的下降，是否会拖累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厉克奥博认为，我们应当跳出人口结构与人口红利的传统逻辑，充分考虑健康和教育因素对人口素质的影响，重新审视新发展阶段的“人口机会”。
厉克奥博认为，早在建国初期，健康和教育就是创造“人口红利”的重要因素。当时，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0%。受制于财政规模，国家决定将有限的公共卫生经费“重点用于防病”。全民普种疫苗、改良饮水水源、修建卫生厕所等公共卫生运动的推行，有效控制了常见传染病的发生。仅30年时间，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就提升到了67岁，婴儿死亡率也降至5%，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与此同时，国家还大力支持扫盲教育和义务教育，文盲率从建国初期的80%下降至改革开放初期的20%。如今，我国的文盲率仅为2%，义务教育普及率95%、高中毛入学率、大学毛入学率分别为90%和50%，在校大学生、工程师数量均位列世界第一。人力资源的快速积累，为我们保持经济发展活力、未来引领科技潮流提供了充足的客观优势。
通过将健康和教育纳入测度，厉克奥博及其团队重新估算了我国的社会人力资源总量。研究结果显示，通过不断提升百姓的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我们在2050前仍可以维持人力资源的总量充沛，基本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结构性冲击。
与此同时，厉克奥博也明确指出，激活“人力资源红利”需要配套政策的保障。例如，消灭年龄歧视，以弹性退休制度发挥活力老人的作用；尊重个人意愿，破除视生育为解药的线性思维束缚；加强继续教育，拓宽中年群体的技能储备，延长其职业生涯等。此外，保持宏观经济平稳增长，提供充足就业岗位，维持社会环境稳定，也是迈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必要前提。
厉克奥博发言
结语
活动末尾，三位嘉宾为个体如何在“新百年的中国”实现自我发展提出了恳切建议。
梁万年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树立起“自己是健康的第一人”观念，从生理、心理、社会等多维度做一个健康的人。
董克用鼓励大家提前做好人生规划，尤其是老年期间的。这不仅包括“要做什么”，还要考虑“想做什么”，毕竟，快乐、幸福地安度晚年才是最重要的。
厉克奥博则建议人们加强学习。他提到，现有研究表明，每多学习一年，个人的收入将会每年增加约4%。因此，多多学习，提升劳动素质和技能，是打开成功职业生涯、效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最理性的投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