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刘北，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和地区分别为巴基斯坦和南亚。
老挝，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大多数中国人对它仍不甚相熟。于我而言，老挝在脑海里的最初印象也不过是一个有些奇特的名字，是亚洲地图东南角紧邻我国的一片我未曾探寻过的土地。
2018年初，我和两个朋友一起申请志愿者项目来到老挝万象的国际志愿者营地，开启了志愿服务之旅。那时国际志愿服务项目风头正盛，目的地点的选择十分丰富。相比于其他自然景色更具美感的东南亚国家，老挝在其中好似显得平平无奇，难以吸引多数志愿者的眼球，但我却对这里产生了好奇。在查阅很多图片和资料之后，我发现碎片化的信息依然无法拼凑出老挝完整的风土情景。我想知道，这个东南亚的内陆国家究竟是怎样的？人们在那里的生活如何？为什么他们会需要志愿服务？
就这样，我带着三分猎奇和七分热情来到了老挝。从落地万象的那一刻起，我就进入了一个独具魅力的文化场。尽管这并不是一次具有目的指向性的田野调查，但我在无意之中展开的“参与观察”却构建了深度的在地体验，创造了与这片土地独特的情感联结。这段经历也在我的脑海中为东南亚的绘图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 相似的“异文化”
*图1：中国云南省与老挝佛教僧人对比。左为云南佛教僧人，右为老挝佛教僧人 |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2：风格相似的宗教建筑。左为云南省德宏州宗教建筑，右为老挝万象宗教建筑 |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老挝的国际志愿服务营地与瓦岱机场有25千米的距离。从机场出发，一路的街景尘土飞扬。特殊的土壤泛着红橘色，好像僧人的衣裳一般。老挝有60%以上的人口信仰上座部佛教，街上的寺庙和不时路过的僧人也证明着佛教对于这片土地的重要性。我曾在云南的中缅边境做田野调查，当地的傣族民众也信仰上座部佛教，街边也有着相似风格的寺庙建筑。除了相近的宗教符号，老挝的街上也常常能看到写着中文的广告牌。在机场接我们的志愿者负责人说，这里很多大型基础工程都是由中国公司负责承建的。
这相熟的建筑与人文景观让我感受到了老挝作为一个“异文化地”与我的联系，打破了我初来乍到的陌生感，也拉近了我与这片土地的心理距离。这种“文化相熟”不仅激发了我对于这个国家的热情，也让我更加好奇，这里的生活和我曾经置身的文化场会有怎样的异同？我将在这里遇到怎样的人和事？我就在这样的期待中踏进了这片文化场域。
*图3：万象城内商场门口庆祝春节的中文广告展板 |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我们居住的志愿者营地位于万象的北部，营地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的合伙人共同建设。围绕在一个小湖边的几座平房是志愿者宿舍，公共餐厅和活动区域就建在湖上，是一座典型的干栏式建筑。我们抵达时，已经有来自澳大利亚和芬兰的两名志愿者在这里住了几周。听当地负责人Ticky说，还会有几个志愿者和我们同一批到达，在这里分别开始进行儿童看护(Childcare)、英语教学(TEFL)和基础建设(Construction)等工作。
来到老挝的第三天，向导Zea带我们骑着自行车，把周围的学校和幼儿园都先逛了一遍。同行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志愿者选择在学校进行英语教学。出于对发展中国家学龄前儿童生活状况的关注，我报名了儿童看护工作。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替代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关于消除贫困、消除饥饿和实现教育公平等更为具体的发展愿景，关系着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儿童生存状况和教育普及。尽管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从宏观层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资源和支持，但长期以来，老挝儿童依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遭受虐待、小龄劳工，以及卫生健康资源和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农村极度贫困的孤儿甚至缺乏基本的食物与水。宏大愿景的具体落实并不简单。我也想亲眼去看一看这里的孩子究竟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之中，他们还在面临怎样的问题。
我在营地附近的幼儿园开始了儿童看护的工作。虽然被称作幼儿园，但其实整个学校只有两间小平房，分别是两个班级的教室。教室前面搭了一个小棚子，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吃饭、玩耍。再往外就是一片空地，勉强算作是幼儿园的户外活动场。两个班级中，大班的孩子平均年龄大概在三到五岁左右，很多都已经可以用当地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了；小班的孩子大概一两岁的样子，有些甚至还不会说话。向导Zea告诉我，之所以会有这么小的孩子来幼儿园，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在白天为了生计必须外出做工，孩子们在家无人看护，只能送到幼儿园托育。
每个班大概有二十个小朋友，但配备的老师只有一两位。教师资源的匮乏是这里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设置儿童看护志愿者项目的主要原因。平时，幼儿园的教学活动是老师带孩子们在教室里面做游戏、学单词、画画、唱儿歌；到了中午，小朋友们在教室外面的小棚子里吃午饭，然后回到教室，在地板上铺上被褥睡午觉。志愿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当地老师带孩子们做游戏和吃饭。
*图4：幼儿园教室外的活动空间 |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我从未深入接触过三四岁的孩子，但印象中亚洲的孩子都是腼腆内向的，因此我一直以为志愿者们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融入他们，这也让我有些紧张和忐忑。但令我没想到的是，第一次进到教室里，就有很多孩子向我扑了过来。那时教室里已经有另外一位澳大利亚的志愿者在带着孩子们玩了，可他们看到我进来，依然会很热情地跑过来抱我、拉我的手。我被这意料之外的热情弄的有点不知所措，但是很快，当地的老师就开始维持孩子们的秩序，组织大家一起手拉手围成圈，听音乐、唱儿歌。
二 “异文化”中的情感建构
这些小朋友对陌生人天然的亲近和信赖消除了我与他们初次见面的紧张，也让我有了更深的感触。志愿者们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有着和当地人不一样的打扮。尤其是那些来自非亚洲地区的志愿者，他们有着更加不同的面貌特征，但所有的孩子都对此毫不惧怕。低龄的幼儿往往需要与家长和老师进行更多的亲密互动来构建他们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但这些小朋友却难以获得这样的机会。他们的家长常常需要外出做工，幼儿园的老师们也无法无微不至地照顾到每一个孩子。在我眼中，孩子们对志愿者们的热情，也承载着他们对于“被照顾”、“被关注”的渴望。他们对我期待和好奇的眼神，很容易触发实在的共情。
*图5：幼儿园教室内景 |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我们用英语和孩子们交流，他们对此一知半解，但图画、音乐和动作，总是可以超越语言、文化、年龄和地域，让我们和孩子产生实在的情感沟通。在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已经习惯于用抽象的学科视角来审视文化之间的交流，跨文化沟通似乎更多的是书本中的理论和案例。但在这里我却切身地体会到，现实生活中的跨文化交流并不只是乏味的文字描述，而是与每一个性格鲜明的他者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真实体验。
与孩子们越相熟，我越能体会到他们对我的信赖。这让我们更亲密，也让我开始重新审视志愿者与孩子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次游戏活动间隙时间，小朋友们和我一起坐在地上休息。两个平时很喜欢来找我玩的小姑娘一左一右坐在我身边。她俩看到我手上有些脱落的指甲油，就一人拉着一只我的手，抠掉我指甲上残留的指甲油。两个人一边极认真地摆弄着我的手，一边用当地语言小声地谈论着。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们说那么多的当地语言。我用英语问：“你们在说什么呀？”两人用当地话回答了我一句，随后又低头忙活自己的。她们忙了好一阵子，终于把我两只手上残留的指甲油清理得干干净净。结束的时候还拿起我的手向我展示她们的“劳动成果”，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的笑容。我用英语跟她们说谢谢，她俩开心地扑过来拥抱我。
作为志愿者的我在面对他们时，自然而然地带着一种帮扶的心态，仿佛置身一种更高的维度对他们实施援助。客观来说，我们的关系并不对等，但孩子们不会认知到这种身份关系的差异。他们对我全然的接纳和不设防的态度，拉近了我与他们的情感距离，也平衡了我内心中身份认知的差距。朋友跟我说，小朋友们简单的生活和纯粹的快乐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染力，和他们在一起好像可以忘记身边的琐事和烦恼，只专注于眼前的事物。那时我意识到，我们与他们不再只是帮助与被帮助的单向流动关系，反而构建了一种相互治愈的互动关系。这其中的情感联系让我不再把自己当作是他们生命中的看客，反而想要参与到他们的文化中来，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这种异文化中的情感互动是用我给予的关爱让更多的小朋友获得被关注的情感体验，同时他们简单的快乐和信任反过来也充盈了我。 有一次我跟Zea在教室外面聊天，说起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现状。聊到教育资源问题，他非常感慨地说，在老挝只有少数城市里的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志愿者们在中国能获得到的教育资源，对我面前的这些孩子来说可能永远都无法想象。很多孩子家里经济困难，没有机会去上学，就会到寺庙里做僧人。我想起曾经在云南中缅边境做田野调查时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很多傣族和缅甸跨境边民的孩子也会因为家里经济困难而选择来到佛教学校学习。只不过在那里，即使在佛教学校也会有义务教育的老师给学生们教授基础教育课程，所有孩子（包括缅甸过来的边民）都会完成最基本的九年义务教育。而这里的孩子能上学到什么时候，全都是未知数。
我将这些田野调查的故事说给Zea听，并告诉他，老挝和我曾经生活过的中缅边境有着相同的风貌，仿佛是我的第二个家乡。Zea很惊讶，因为对他而言，我是典型的“异文化者”，我对这里文化的熟悉与认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告诉Zea，于我而言，这些孩子们也是“异文化者”，但他们对我自然的接纳、包容和依赖，让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异乡人，反而好像是相识多年的家中客。我仍然记得在我第一次带小朋友们吃午饭的时候，有个可爱的小男孩主动跑到我面前，把他的小碗递给我，让我喂他吃饭。也许于他而言，我就像每天和他们见面的老师一样平常。这种情感亲近，让作为一个外来者的我对这里有了更深刻的认同。这种认同也促使我所有的文化体验不再只从客位出发，而是能够立足于在地的视角，与当地人共同感受这里的一切。
三 在地情感的延续
时间过的比想象中更快，我在老挝的工作到了最后一天。学校的活动和平时一样，小朋友们还是做游戏、唱儿歌、学单词。老师跟孩子们用当地语言说我们就要离开了，但是他们对“离开”的概念懵懵懂懂，只是对我手里的相机感到好奇。我打开相机和孩子们自拍，他们都喜欢在小小的屏幕里看到自己的倒影，纷纷凑了过来。临走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带他们吃饭，送他们回到教室，站在教室的窗边和他们说再见。孩子们懂得“bye-bye”的意思，但我想他们并不完全懂得分别的意义。
站在学校门口，我最后一次和Zea聊天。我说：“你们的工作真幸福，可以遇到、认识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还有这么一群可爱的孩子们。”Zea却出乎意料地摇摇头，跟我说：“这个工作确实很好，但我并不喜欢。”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虽然我认识了那么多来自全世界的志愿者，但是他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非常有限。就像你们，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喜欢志愿者们，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会来这一次，不会再回来了。对我而言，我永远都在送别。”
Zea的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也许孩子们并不能真正懂得离别的含义，但成年人可以。我也必须承认，完成这一次志愿服务之后，我极可能不会再来。对小朋友们而言，也许只是几个老师来了又走，但对于这些在地的志愿向导来说，他们永远都在迎接，也永远都在送别。这个相识的周期很短，短到只有几周的时间，我们的对话只能止步于此。但这种情感的绵延很长，长到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当我再一次想到老挝，眼前不再只是一片抽象的混沌，而是在这里认识的每一张清晰的面庞。
*图6：离别合影 |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那次志愿者服务结束之后，我依然不时会关注老挝志愿者营地的动态。营地的官方网站如今依然在运营，即使面对新冠疫情的考验，这些项目仍未终止。Ticky还在负责营地事宜，还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他的一篇人物采访。最近更新的文章和图片，有志愿者们戴着口罩的合影，也有我曾经置身其中的风景。如Zea所言，我未曾再踏上那片土地；但也如我自己所言，我与那里的人们所构建的情感联系，成为了一种纽带，在无形中驱动着我多了一份对这个世界的主位关怀。
尾声
Ticky在采访中说，他曾经作为僧人在寺庙生活，为了看到更大的世界而离开了那里。而我们也因为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从全球各地来到了老挝。我不知道在志愿者营地见过这么多人事往来的Ticky是否会和Zea产生相同的困惑，但我相信我们与他们总会产生相似的思考。
直到如今，我从事地区研究，仍在思索志愿者、研究者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微妙关系。即使个人的认知与能力始终有限，我们似乎也不能仅限于成为一个过客。对地区研究而言，在地的情感联结可能成为一个窗口，一种联系我们与对象国家的纽带。也许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更加均衡地去解构这个世界。但人文社科的研究从来都不只是一种冷峻的、绝对主义的客观。我们与当地民众之间的联系，或许是另一种理想主义的、关于“人”的情感关系建构，这更能创造出超越客观审度的人文关怀与情感共鸣。
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上有这样一句话：“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如今这是一句医者的从业誓言，再次读起却让我有了更深的体会。也许这个世界上所有宏大的愿景只能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治愈”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贫瘠与苦难，但我们在看到过世界的多样与差异之后，总能够以己之力常常向他人施以援手，相互取暖也总会让彼此获得安慰。或许我们所建构的情感网络会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成为地区研究中最亮眼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