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宁凯 Nicholas B.Dirks::“让学生了解世界太重要了”

image.png

杜宁凯(Nicholas B. Dirks)

教育家、世界知名的历史学、人类学领域学者。他在卫斯理大学取得了学士学位,随后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硕士及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美国密歇根大学等学校任教,并担任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常务副校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第10任校长。2014年,杜宁凯访问清华大学期间被授予清华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近期,他来华接受清华大学的邀约,作为外国专家,继续支持和指导大学的建设。

让学校成为全球化媒介

“我的大半生都致力于在学术研究和教育管理上促进国际理解。”

4月11日下午,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年过六旬的杜宁凯接受了新京报的采访,花白的头发和胡子,被戏称有些像爱因斯坦的眼镜与发型让这位享誉世界的教授看起来既严肃又可爱。

此次来京,他将以外国专家身份接受清华大学的邀约继续支持和指导大学的建设。事实上,他与清华大学的渊源早在他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期间,就已十分深厚。正是他,推动了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建立。

“让学生了解世界太重要了。”杜宁凯告诉记者,他自己在大学期间,就曾花了6个月时间在印度进行毕业论文的课题研究,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当面交流。他发现,经过共处,人们是可以理解彼此间的文化差异并找到共鸣的。于是,进入大学任教后,他开始支持学生和教员开展国际交流。

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常务副校长期间,他参与了在北京、巴黎等8个地区建立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促进全球性及跨学科的研究,开展合作交换项目。在这一过程中,杜宁凯开始意识到,也许大学是实现国际理解的最佳场所。“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和学生们就会聚在校园里。”于是,杜宁凯开始探索,如何让学校成为更好的全球化媒介。

推动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建立便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他坦言,第一年的推动非常艰难,如何吸引美国教员前往深圳参与教学研究是一大挑战。“相关的伯克利教员一年要保证八周的时间待在深圳,起初他们并不愿意前往。虽然深圳很棒,但毕竟不是他们的家。但是,我们通过建立研究组,提供强大的资源支持,让中美教员一起投入激动人心的创新性项目研究中,成功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项目运转起来后,教员们反馈很好,主动申请前往深圳。”

与此同时,杜宁凯还尝试在伯克利大学内打造新型全球性校园,通过连接互动加快学校的全球化进程。然而由于经费短缺,该计划最终搁浅。对于这一挫折,杜宁凯表示:“虽然这令我感到沮丧,但我相信,未来会有人继续推进,总有一天它会实现。”

大学应该向公众开放

“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一流大学的选拔标准以及如何帮助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获得成功。”除了国际化,教育公平也是杜宁凯终身提倡的观念。

他告诉记者,在担任伯克利校长期间,曾经花费很多精力前往美国的一些高中,鼓励家庭背景较差的学生申请伯克利大学。

“我对他们说,也许你们家里没有人上过大学,更没有人进过伯克利这样的学校,因此你就认为这个机会不属于你。但事实并非如此。”杜宁凯回忆,他还特意邀请了几名家境贫寒的伯克利学生到现场分享自己的故事,以现实经历告诉那些家庭背景类似的高中生们,他们也可以做到。

与此同时,杜宁凯致力于为这些学生提供额外的帮助,使他们有能力与家庭背景较好的同学竞争。比如,他让学校提供衔接课程,让他们在正式上课前掌握一些必要的能力;同时实施导师制,在他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及时向导师寻求建议。杜宁凯说:“事实上,只要给予恰当的帮助和支持,这些起初看起来较差的学生毕业时可以和其他学生达到同样的高度,甚至超越他们。”

“大学不应只为精英提供教育,而应向公众开放,向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开放。”基于这样的理念,杜宁凯还加入了非营利性网络大学“人民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eople),致力于让高等教育向更多人开放。他表示:“‘人民大学’几乎完全是免费的,全世界的学生都可以在此学习,甚至有学生是叙利亚的难民。”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资源,杜宁凯还促成“人民大学”与加州大学的合作,目前,“人民大学”已经有一名学生交换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

2017年中旬,杜宁凯离开伯克利大学。经过深思熟虑,他加入了全球K12学校荟同学校,担任副主席兼全球总校长,踏上探索教育改革的新旅程。他说,“美国学校国际化的典型模式之一是在各国开设分校,但我希望超越这种方式,形成全球教育网络”。他将前者比作树干长出的树枝,将后者比作榕树的支柱,各自发展,互相连接。

领英(LinkedIn)创始人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曾评论,杜宁凯对保持现状毫无兴趣,总是想做出一些改变。

■ 对话

新京报:你曾多次到访清华、北大,你觉得中国学生与美国的学生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杜宁凯:我在伯克利大学的时候就教过很多中国学生,对他们记忆深刻。我记得,我在课堂上讨论大学录取问题时,曾表示全国性考试也许不是一种好的方式。但当场就有一名中国学生反驳我,他认为关注考试,刺激学生更加努力地学习,而学生的努力常常和教育成果是强烈相关的。美国强调进步教育,但有时这也意味着降低了标准。他的回答也启发了我,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将两者结合,让学生既可以决定自己的学习路线,同时不降低教育标准。可以说,中国学生让我看到了考试的优点,让我对高考有了新的认识。

未来,我还将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合作开展教育改革研究,并为清华大学学生授课。我非常高兴能够回到课堂,与更多的中国学生交流。

新京报:你对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什么建议吗?

杜宁凯:美国学生高中毕业后有很多选择,不一定要在进入大学时就选定自己的学习方向,而中国学生则被鼓励尽早选择专业,专注于特定的领域。这有好处,但也可能会阻止他们想清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因此,应该给中国学生更多选择的空间。

编辑: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