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洲，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论坛》杂志主要创刊人、编辑部主任，曾从事英国工党政治、全球治理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法治政府等方面研究，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与国际关系、中国外交与国际话语权。曾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阎学通老师就国际关系现状与国际秩序态势作出“世界已经掉头”的判断，文章虽然不长，且不是按标准的学术论文来写的，而是以更加灵活的感想形式来写的，但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许多论证都非常精彩。文章开头从三体文明在恒纪元和乱纪元之间往复循环，将之与人类文明比较，像一个寓言，更准确地说，像人类希望通过高度发达的科技实现更美好生活的愿望但总是陷入某种不可超越的循环困境之中的一个后现代寓言。阎老师将其与人类文明比较，认为有两个相似点：一是人类文明也是在进步与倒退两者之间循环，二是人类的每次科技进步并不必然提升人类社会的民主、自由和幸福水平。
关于第二点，本来应该是个常识，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曾经抱着一种科技乐观主义，如果回顾一下二三十年前的中国，互联网刚进入中国，还未普及，当时中国舆论的流行观点，是互联网将带来信息的平等交流，不分身份，超越等级，会冲破现有社会等级制模式，带来民主、自由的扩展。不管是网络论坛还是严肃学术论文都对互联网将带来更多的民主、自由和幸福生活充满期盼和乐观情绪。此后的事实，我们知道，科技进步甚至高度发达，对于人类追求民主、自由和幸福而言，并不是打开了大门，伴随而来的反而是数字化生存困局、数字鸿沟、技术专制等更多新的烦恼和挑战。
再回头说第一点，阎老师对照当下全球化世界中主要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的走向，认为近年来有关“世界到了十字路口”的说法就是对历史是否又走向倒退的一种疑虑；新冠疫情过后，世界没有选择通过“十字路口”继续走向进步，而是选择了掉头，走向倒退；目前是处在一个循环中的倒退时段之中。这也是阎老师文章的核心问题，即“世界已经掉头”的问题，因此，自然而言地，这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然后，阎老师的文章对此进行了论证。我的观点是，世界历史或国际秩序是否开始进入了一个循环中的“倒退”期，这本身并不是那么肯定的，或者说实际情况更加复杂。在全球化时代科技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历史不是单行道。如果历史是单行道，那么前进和倒退在同一条道上，就很容易判断。但是，全球化的世界，在一种情况或趋势出现倒退的同时，可能另外的多种情况或力量是在前进的，更何况设想历史处于一种国际秩序的循环之中。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阎老师从道义现实主义出发，得出了循环史观和某种“退步主义”的观点，与西方传统上的“进步主义”史观是相反的，反而与中国的人文主义史观相同。中国的人文主义史观中一直有一种循环史观，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也一直有“退步史观”，认为“时风日下，人心不古”，古代就有“托古改制”，觉得过去才是更好的时代，甚至孔子也会多次说自己“梦见了周公”，因为周公是制定礼乐的，孔子要挽救的是“礼崩乐坏”。今天的中国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依据古代某些王朝作为“盛世”来对照的。我们知道，国际关系现实主义从人性恶出发，抱有一种人性悲观主义，尽管阎老师加了“道义”加以限制，但毕竟还是一种现实主义。那么，为什么从道义现实主义出发，也会与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史观一样，得出循环史观和“退步主义”看法呢？我也注意到了阎老师用的是“循环”概念，而不是“周期”概念，如果是周期，那循环的时间段大致是固定的，而举的例子中循环的时间或前进和倒退时间段，并不确定，甚至相差还很大。这样，一个循环的起点和终点如何确定？如果时间段不确定，起点和终点也不确定，那可能会造成一个随意性问题，也即理论的可信度或说服力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这是需要明确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大循环中套着小循环，比如一个时间段在120年的循环中处于倒退之中，那如果以一千年为循环观察，是否可能处在相反的状态之中？阎老师在后面的论证中还讲到中美“新冷战”不会发生的原因，但是中美竞争无疑是存在的，美国也把中国界定为唯一对其霸权有挑战能力的体系性战略竞争对手，那么，是否可以说，即使如此也没有导致“新冷战”的发生，恰恰说明大国关系在状态上倒退了，而这一次的循环中国际秩序在本质上却是进步了？
对于何以导致国际秩序的倒退，阎老师将原因归结为国际体系层面的领导类型改变，即国际领导类型的道义水平从高向低或从有向无转变。我们可以联想的是特朗普，他在美国总统的任期内表现出来的是美国政府承担国际责任意愿不足和实力的相对下降，而意愿和实力都是一个大国领导地位的关键要素，其对外政策上不断“退群”引发两党政治的极化。特朗普竞选成功的一大基础是美国的民粹主义。新世纪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欧美自由民主国家中，原来以为其民主自由制度是能够稳定发挥作用的，但却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民粹主义政治思潮。关于新的国际政治思潮兴起与国际领导类型转变是共生关系还是因果关系，阎老师有疑问，但政治思潮与其相应的领导类型的关系，如民粹主义思潮与民粹主义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方决定另一方的因果关系，还是共生关系，两者有来自共同的根源。此外，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关系，即互构关系，这既区别于单独一方决定另一方的因果逻辑，也与一般的共生有所区别，一般所指的共生是由共同的背后因素而产生的。互构的视角使我们看到了政治思潮与领导类型变化之间一种更加复杂的关系。
这一轮政治思潮与领导类型的变化之间，出现比较典型的民粹主义。那么我们要做解释时就要寻找它的原因。民粹主义其实很久以前就存在，在中国从晚晴到20世纪中后期文革期间，民粹主义也有过几个特别兴盛的阶段。但目前这一轮新的世界性的民粹主义尤其是欧美民粹主义，原因无疑仍然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更全球化相关的线索，就是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凯歌行进的全球化，各国的产业应对政策和社会应对政策不同，新的信息技术革命、金融全球化、交通便捷化等各方面带来的压力不同，原有社会结构不同，承受压力情况不同，结果就是导致各国在全球化压力下受益也不同，社会结构出现分化（如一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出现收入下降、社会地位下降的地位），而中国崛起、印度崛起等后发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在带来了大量了廉价商品的同时，一些国家保持了分配上的不合理结构，甚至还有的国家显示某种“低人权优势”，而崛起国又带来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既有的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不认同，等等这些因素搅和在一起，使原来发达国家内相比于新兴经济体处于产业优势地位和收入优势地位的中产阶级和传统产业就业者，优势不再。这种全球化的挤压就带来民粹主义，也会把少数社会精英推上民粹主义代言人的地位。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的内在相关性也由此可见。
从推动国际秩序来的走向来说，主要大国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中国和美国这样的体系性大国，角色尤其重要。而我们对理论的认知最终是要落地的，就是关于国际秩序循环或倒退的抽象理论要对照现实中美关系，要能够对现实中的中美关系有解释力。这就涉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中美关系的走向在目前阶段是否会倒退？中美关系走向存在几种可能性，但跟双方的意愿有很大关系。中美关系既存在体系结构的因素，也跟双方的意愿和政策互动相关。从实力结构来说，过去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世界多极化”，但是从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来看，实际上却如阎老师所指出的，是趋向两极化，2022年底美国的GDP是23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是约18万亿美元。其他的主要经济体都被远远地甩在后面，第三名日本只有约5万亿美元。这种结构下，中美关系既有竞争性和脆弱性的一面，也有深度相互依赖的一面。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角色和影响力自不必说，其对华政策第一个核心是“竞赢中国”以护持霸权。而中国的对美政策跟崛起的意愿、对体系结构压力的感知、利益目标等相关，但最基本的还是实力与意愿之间的判断。过去有若干年，特别是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不仅是中国，而且国内自己也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美国衰落论”，而中国崛起了，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强化施压，是一种衰落的焦虑。但是现在回头看，过去十多年里，美国在静静地发生了一场新科技革命，这场新科技革命包括人工智能、超级算法、超级芯片、马斯克的星链、核聚变以及有可能出现的超温超导等。目前中国在这些方面都不处于前沿，弄不好会被美国拉开差距。这一场新科技革命将带来国家力量的巨大变化。如果说过去十多年中国对美国政策意图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实力差距趋向缩小趋势的判断，那么当中国重新认识到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而同时美国认识到中国实力逐渐崛起后需要在体系结构中有一个更好位置和角色的认知，那么中美关系会有新一轮的以合作为基础的协调。这样，中美关系可能是进步的。如果中美关系存在巨大的进步空间，恰如今年以来美国多位正部级以上官员先后访华不断宣称的政策所显示的那样，而中国也回到合作的轨道上，那么未来一个时期里国际秩序并不是倒退的。（本文选自10月9日新知论坛第91期云端系列32期“世界已经掉头”活动，经作者授权后发布。）
